李敖自白：我为什么偏袒共产党？

从小可以喻大，我们看到人类很多事情，看到了很多革命的先行者，在革命成功了以后，他要怎么面对。我跟大家讲过，我们中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就发生了这种现象。一九四九年以后，当那个反革命的蒋介石兵败山倒，赶到了台湾去的时候，那些伟大的革命者在中国的大陆，他们就面对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要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新的中国站起来了，我们要建设新的中国。可是这些搞革命有一手的专家，他们对建国不一定有一手，有的时候他会跟不上，所以呢，就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他们也在摸索，并不是一开始我们觉得什么都会，不是的，我们也在摸索,在摸索的过程里面，就会走错路，走错路就会付代价，这就是邓小平的最后的统计。在《邓小平文选》里面，我给家展示过几次邓小平的统计，就是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前后浪费了二十年，换句话说呢，有二十年的时间是走了错路，二十年时间走错路，我们付了太大的代价。这就是说，我们虽然是革命的先行者，我们虽然是发明了留声机的人，可是当留声机不断地进步的时候，它的唱片在进步的时候，要由滚筒式变成黑胶式，黑胶式还要变成很薄片的，像面包一样，有薄片厚片之别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转过来，要跟著上，还要迎头赶上，还要超越前进，这个时候就很费力了，这就是整个的一个情况。

有人在网站里面谈到我李敖，说你李敖有点偏心哦，你对中国的批评，凡是涉及到国民党部分，涉及台湾的部分，你就比较苛刻，比较严格，涉及到共产党部分，中国大陆的部分你就比较宽大，比较松，你是不是两面人啊？国民党关了你，你就骂它骂得狠，对共产党你就客气，是不是啊？我跟大家说，你太小看了，把我李敖看得太小了，你小心眼，你的见识啊就变小了。中国古代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也是政治家叫做晏子，晏子有一次呢出门，有个女孩子在路上拦他，漂漂亮亮的这个女孩子啊，就要私下跟晏子讲一句话，什么话呢？她跟晏子说我有一件事情啊要拜托你，什么事情呢？说我爸爸遭遇什么困难，我希望你帮我爸爸解决这个问题，什么代价呢？我愿意陪你睡觉，许身给你陪你睡觉。这个晏子就很感慨，感慨什么呢？说我给人家什么印象，什么坏印象，居然使这个女孩子觉得她陪我睡觉，认为用这种代价，我就会帮她忙，就表示我根本品格很低嘛，我的水准很低嘛，水平很差嘛！人家用这种标准来看我。

我告诉大家，用很多标准来看人的时候，不要小看了人，我李敖就国民党关了我，我就恨国民党啊？共产党没关我，我就捧共产党？太小看了人，我是告诉大家，为什么两个标准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要给他们时间，什么时间？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抢到了中国的统治权的时候，是一穷二白，国民党把能搬走的全搬走，能炸掉的全炸掉，留给中国大陆是两百万土豪劣绅、流亡土匪要你清除，清除这个台面，国民党把整个国库九十二万两黄金搬到台湾去，请问共产党在接受这个摊子的时候，要使中国能够慢慢复原，是不是要一段时间？因为被国民党打劫得这么严重，破坏得这么严重，赶上了美国人在韩战出了问题，高丽战争出来了，又为了中国的安全，中国的尊严，一定要跟美国帝国主义打一仗，这个时候又打了这个战争的时候，中国要不要付很多代价？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发现连吃顿饱饭都是很难的时候，谈什么事情，先谈吃饭要紧嘛！就这样子啊，是在这个情况底下，慢慢地成长起来的，然后再经过自己的错误，从文化大革命再往前算，从大跃进开始，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耽误了二十年，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摸索里面前进，好容易现在由于邓小平最后他处理的方法的正确，总算目前现在开始走这条路了，不是吗？中国不?这样走来了吗？

我李敖小的时候，亲眼看过日本兵骑著马，在我们的国家里面那样子耀武扬威，所以对我这个年纪说起来，一个强大的中国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对我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跟大家讲，我们中国讲富国强兵，什么叫富国强兵？大家看，中国的《二十四史》，就《二十五史》里面，《史记》里面的，《孟子荀卿列传》里面的一段话，他说当时的秦国，秦用商君，就是商鞅，富国强兵，这四个字太吸引我了。我们中国太穷了，谈不到富国，可是强兵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被洋鬼子打，我们中国国力太弱了，这个洋鬼子里包括东洋鬼子，包括日本人，所以跟我说起来，我们中国有一个武力，使全世界的洋鬼子、东洋鬼子不敢打我们，这个对我李敖太重要了，对我们中国也太重要了。今天享受到这种结果的人，知道不在话下，当然没人敢打我们，可是你知道我们付了多少代价吗？我们花了一百五十年的时间，花了千万人头落地的代价，才换得了最后中国还没有富国可是先强兵的这个境界，我们付了那么多代价。

通过这些比较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上，第一位巨人毫无疑问是毛泽东，因为他起到了其他人无法代替的作用。他诞生的时代，中华民族正处于历史上的最低点，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众所周知，当时的世界上没有谁瞧得起中国人，"东亚病夫"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成为中国人深切的耻辱和隐痛。正是毛泽东使中国站起来了，朝鲜战争使全世界都对中国刮目相看，从此中国人扬眉吐气。中国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军事强国。

但中国成为世界军事强国，并不等于世界经济强国。20世纪强国与弱国、富国与穷国的主要标志是工业化的程度。又是毛泽东使中国在短短二十多年内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道路，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强国之一。到1980年，中国的工业规模已经超过世界老牌工业强国英法两国，直逼在西方强国中坐第三把交椅的西德(见美国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的名著《大国的兴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三位。

目前许多人有一种错误认识，即认为毛泽东不懂经济，导致中国大陆的发展落后于同期的日本和"四小龙"。这是当今最大的谬误。首先，日本和"四小龙 "的起点与中国不一样。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就开始了工业化，到二战时，日本能够年产上万架飞机，而中国连一架飞机都不能制造。许多人以为德国和日本经过二战，变成了一片废墟，其实战时德国和日本的工厂都隐藏到地下或者分散，美国的飞机根本奈何不得，否则美国根本不需要扔原子弹和拉拢苏联出兵，用飞机将倭国工厂统统炸光就行了。手持木棍的日本兵还抵挡美国人吗?日本到1945年7月仍有月产上千架飞机的能力，比1942年的飞机月产量还高，说明其工业基本完整无损。何况日本拥有一支宏大的科技队伍，以及一支熟练技术工人大军，这是旧中国根本无法比拟的。因此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日本实际要领先中国80 年。即使是台湾和韩国，由于它们曾经成为日本的部分领土(殖民地)，整体水平也要领先中国大陆50年(谁如果不信这一点，可以去阅读著名作家萧乾在 1946年写的《冷眼看台湾》一文)。而香港和新加坡作为城市，以整体水平来衡量当然要比中国大陆(大多数地区是农村)发达得多。何况它们还是英国远东殖民地的两大中心城市，英国从殖民地掠夺的大量财富都集聚到这里，所以中国大陆与它们的出发水平不同。

经过毛泽东时代的短短三十年，中国实现了从农业国到伟大工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实行的是赶超战略，即瞄准西方先进的工业水平，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到毛泽东去世前夕，几乎所有西方有的中国都有了。天上有喷气式飞机，地下有汽车、火车和轮船，卫星、导弹、原子弹样样俱全。而 "四小龙"能造什么？它们是典型的殖民地经济，只能造服装鞋帽之类。它们赶上了冷战时期的好时光，那时西方殖民地各国的反帝独立斗争风起云涌，对西方来说，只有在美英刺刀保护下的"四小龙"才是安全的，因此投资都集中于它们，造成了它们的短暂繁荣。但它们没有发达的制造业和核心技术，繁荣根本长不了。 20世纪初期的阿根廷靠养羊也曾富得流油，但现在如何呢? 冷战结束后，"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很快陷入困境，而中国却仍在高速前进，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制造业，几乎什么都能够制造。而中国的工业化基础正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奠定的。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与西方强国的经济差距飞快地缩小着。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称毛泽东时代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认为，新中国取得了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取得过的成就。但是近20年来却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谬论，认为1960年中国的GDP与日本相同，1980年则降为日本的1/4，到1985年更降为日本的1/5。其实这是某些经济学家的错误计算。他们是用当年中国和日本的GDP各为多少美元进行比较，而忽略了两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80年代前后，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使日本经济出现了虚拟膨胀；而同期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大幅下降，使中国经济总量看上去似乎大大"缩水 "。因此，用美元总值进行的中日经济比较，就与实际有很大的差异。事实上，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实际规模已经超过日本。还应该说明的是，所谓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也是日元升值使日本经济凭空膨胀给人们的错误印象。如果比较当时苏联和日本的工农业总产量，日本较苏联相距尚远。例如，苏联解体前的最高年钢产量和最高年发电量，日本至今也未能超过，而中国到90年代已经超过。今天，中国钢产量是日本的3倍，年发电量是日本的1.5倍。目前中国的钢、煤、水泥等许多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诚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并不是很快，但这是为了筹集中国工业化的资金。西方工业化的资金来自殖民掠夺(英法)、剥削黑奴(美国)、对外征战获得赔款(德日)。而象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首先节衣缩食积累工业资金，将自己的工业发展起来，然后利用工业创造的财富享受美好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首先建立了大量的矿山铁路，然后是钢铁厂，再以后是机械厂。当机械工业初具规模后，就可以建立各种轻纺厂、自行车厂、电视机厂等等，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毛泽东就在中国即将从积累时代转向消费时代的时刻离开了我们，没有看到人民生活获得极大改善那一天的到来。这是他一生的遗憾。而许多不明道理的人，却将毛泽东时代看成贫穷的时代。

令人遗憾的是，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的某些经济学家被四小龙的暂时发展所迷惑。在他们的鼓吹之下，中国一度采取了与四小龙相似的经济发展路线，即追求的是赚钱而不是赶超。这些年来，中国利用外资建立了许多低水平的加工工业，赚了一些钱，却没有集中力量进行艰苦的技术赶超，导致中国的技术水平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而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取得了哪些引以为傲的技术成就呢？也许只有飞船上天了，但这是靠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技术底子。如果当初我们按照毛泽东"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这句话指引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今天已经是与美国并立甚至超过美国的现代化强国。

目前那些反对毛泽东的人，有些是政治立场问题，但更多的是不明真相。他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人均2-3万美元的现实，对比中国目前的人均1000美元，未免埋怨毛泽东没有让他们过上西方的富裕生活。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会，西方和中国的物价不一样，无论西欧、美国还是"四小龙"，物价都比中国高得多。由于各国的物价不同，用美元总值来比较各国的GDP就会与实际有很大的差距。如果要真正比较各国的经济实力，只能用工农业总产量来衡量，这是不受价格影响的。在工农业总产量方面，今天的中国要领先日本和所有的欧洲国家，与美国相比也绝不逊色。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绝不是许多人所认为的天上地下般的差距。如果这些人有幸到"四小龙"实地生活体会一下，就会发现"四小龙"的绝大多数老百姓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富得流油，日子艰难的大有人在。即使是欧美发达国家，大多数老百姓生活同样是紧巴巴的，基本上在银行没有存款。欧美国家的居民通常只生一个孩子，绝不是他们有计划生育的意识，而是难以负担两个孩子的供养和教育费用。

有些人认为毛泽东是专制独裁。他们不知道，西方民主制度的特点是一盘散沙，软弱无力。美国也承认，凡是实行了美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至今未有能够在经济方面取得成功的。20世纪初期德国和日本工业化进展最快，它们的君主专制制度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它们能够将资金集中于重工业。战后，日本和"四小龙"在它们的高速发展时期，都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而实际是专制国家(日本是自民党长期执政，新加坡是李光耀家族掌权，香港是殖民统治，台湾和韩国是军人独裁)。中国没有在20世纪后半期实行美式民主，是中国的大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要阻止中国在21世纪成为世界首强，最好的方法就是实行欧美式民主制度。菲律宾近年光荣地实行西方式民主，选出的总统都是演员和美女。我们不难想象，如果在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那么中国众多的小燕子迷们就会将身穿日本军旗装的赵薇抬上总统宝座。当然赵薇的军旗装事件很可能只是无心之失，但如果被扶上去是另外一位为金钱不惜匍伏在洋人胯下的女明星，由这样的人来领导伟大的中国赶超西方，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

那些"民主斗士"认为，一党执政使权力得不到遏制，无法有效地制止腐败。请问：世界上所有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可有任何一国能够做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那样清廉？印度和印尼这些国家实行了西方式民主制度，是否制止了腐败呢？从近年它们先后荣幸地当选全球最腐败的国家，人们不难得出答案。当然，中国是要走民主之路的，但绝不能照搬西方式民主。

毛泽东给中国带来了社会主义制度。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的大锅饭不能使人们发挥积极性。其实，西方现代企业都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制度，由专门的管理层经营企业，老板只占有股份。但西方拥有一套严格的奖罚制度，谁要是搞砸了企业，他将终生没有饭碗；而中国的官员搞砸了企业，还可以易地为官。可见，中国缺乏的是有效的奖罚机制，而不是所有制的问题。那些鼓吹中国应全面实行私有制的经济学家们，都应该埋名隐姓到私企去体验一下生活，亲身尝尝老板和工头们拳脚的滋味。有过这一番体验后，相信他们中有良心的人会纷纷从右派变成左派。

有些人拿今天朝鲜的情况，认为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不行。其实朝鲜是战后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即使按照台湾方面的估计，20世纪80年代朝鲜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亚洲也仅次于日本和"四小龙"，而高于所有其它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亚洲各国（不包括西亚石油国和作为资源富国的马来西亚）。目前朝鲜的经济困难，主要是其主要贸易对象苏联东欧集团解体和西方封锁的结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将韩国封锁几十年会是怎样的情形？也许不用几十年，只要几年就可以使其制度优越的神话彻底破灭。

毛泽东时代的另一大特色，是全体中国人民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这是中国成为现代化强国必不可少的条件。人们看看那些近代发展最快的国家如日本、德国和苏联。德国和日本由于统治集团大肆宣传本民族优越论，客观上造成德意志、大和民族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苏联是用共产主义理想凝聚人心，也使其各民族具有高昂的战斗力。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可以说是亿万军民众志成城，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敢惹。可以断言，如果毛泽东在世，给美国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炸中国大使馆。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某些不明道理的知识分子，大肆攻击毛泽东、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而推崇西方的所谓民主(他们忘却了孙中山的教训)，造成社会人心混乱。他们并不真正了解欧美和"四小龙"，盲目推崇西方，使中国人在一夜之间丧失了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众多的人才外流。现在许多有点钱或技术的人都想移民西方，许多有点姿色的女人也都想嫁西方人(哪怕是白发老翁)。本来香港和台湾根本不值得我们效仿，它们近年的萧条已经说明了其殖民地经济模式的失败。但在这些知识分子们的美化下，香港和台湾被许多人看成了天堂，那些没有文化、没有才干，只会吼几嗓子的港台歌星们，竟然成了内地众多少男少女倾慕的对象。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少年儿童们高唱着气壮山河的革命战歌，这样有战斗力的一代没有任何国家不害怕；而现在中国的少年儿童们沉迷的是港台的靡靡之音，哈美哈日哈韩。这样，美国会把中国放在眼里吗?

我们不妨回望千年：唐朝在唐太宗时代，响彻天下的是雄壮的"秦王破阵乐"，此时的大唐积极进取，国威远播，万国来朝；而到唐玄宗时代后期，盛行天下的是淫靡的"霓裳羽衣曲"，此时正是"渔阳鼙鼓动地来"的衰落前夜。

有些人攻击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革死了多少人。其实这种谣言任何人只要用脑袋想一想就会不攻自破。比如，海外说大跃进饿死了3000万人。要知道，当时中国只有6亿人口，如果饿死3000万人，就等于20人中饿死一个。换句话说，几乎家家都有亲戚在大跃进中饿死。如此大量的死亡数字必定会引起全国震动。人们不妨看看周围，每百家有几家在大跃进中死过人？这样就很容易知道此种说法是何等荒谬！而在旧中国，饿死人的数量是惊人的，仅1945年湖南就有 500万人饿死。今天的亚非拉美广大发展中国家，每年都有1500万人饿死。以中国人口居世界五分之一计算，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现在每年应有300万人饿死，这50年来应该有1亿到1.5亿人饿死。象今天的印度，死个人就象死只蚂蚁一样，印度可是拥有某些人向往的西方民主议会制度的。

诚然，同历史上的所有伟人一样，毛泽东也不是没有犯过错误，但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正是他旋转乾坤，把一个备受欺凌、人民做牛做马的黑暗旧中国，变成昂首挺胸、人民当家作主的光明新中国。从毛泽东诞生的1893年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仅仅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死于饥饿、营养不良和缺医少药的人，就可以说数以亿计，全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4岁。新中国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中国广大人民的命运，使他们摆脱了原先悲惨的生活状况。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为筹集工业化的资金，曾经实施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导致农民的生活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而且"大跃进"的灾难也发生在农村，但时至毛泽东逝世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农村的众多家庭仍然悬挂着毛泽东的画像，甚至在改革开放后富裕起来的沿海地区农村也一样，没有任何人的强迫命令，完全是农民们自发的行动。农村的老一代人都经历过旧社会，他们知道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千家万户啼饥号寒，流离失所，卖儿卖女，妻离子散，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解放军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从此他们过上了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有病能够治疗，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腐败的新生活，因此，无论这些年来某些知识分子和海外敌对势力攻击毛泽东如何"专制"，如何"独裁"，如何"不懂经济"，他们始终认定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没有任何舆论引导，没有任何人发动和组织的情况下，"红太阳热"席卷了万里神州大地，千千万万的老工人、老农民和当年的知青们，一遍遍地唱着毛泽东的颂歌，深情地怀念这位已故的领袖。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天南海北，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向他们敬爱的领袖和导师表达崇高的敬意。毛泽东永远是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

毛泽东不仅在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享有崇高的威望。即使在他去世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到非洲经常会遇到这种现象：非洲的黑人们一听说对方来自中国，立即竖起大拇指说："毛泽东！毛泽东！"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位其他国家的领袖能够让他们如此肃然起敬。在亚洲和拉美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有同样的现象。甚至世界各国的领袖们（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首脑）也对毛泽东十分崇敬。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中国访问，他是怀着朝圣般的心情去谒见毛泽东的。从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照片中人们可以看到，尼克松的神态恭敬得象个小学生在老师面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私下对女儿评论各国领袖时，对超级大国苏联的首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十分轻蔑，而推崇毛泽东为圣人。即使在日后毛泽东被某些人妖魔化时，他们对毛泽东的看法仍然不变。在尼克松晚年建立的私人图书馆里，建造有多尊尼克松与之打过交道的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塑像，其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塑像最突出和显赫，而且唯有他们是雍容华贵的坐像，其他人都是站像，不难看出尼克松最崇敬的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几年前，英国前首相希思回答记者谁是他最推崇的世界政治家，第一位就是中国的毛泽东。

由此可见，毛泽东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英雄，历史将千秋万代铭记这一点。最近二十多年来，某些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并不代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恶毒攻击毛泽东，企图将中国重新拉回半殖民地的老路，使中国脱离向世界现代化强国冲刺的道路，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低级加工厂。他们涣散了中国的人心，削弱了中国人的斗志。他们就象苏联的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以反斯大林主义的小说《古拉格群岛》而著称，是反苏维埃制度最著名的斗士，但他在苏联解体后认识到自己反对斯大林和苏共是绝大错误。面对俄罗斯正沦为西方附庸的现实（即使在普京时代，俄罗斯的所谓经济复苏也是靠出卖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与沙皇时代的俄国和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落后国家没有什么两样），他痛苦悲哀地说："今日的俄罗斯已经彻底丧失了斯大林曾经赋予这个国家的冲劲与斗志!"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们正在扮演索尔仁尼琴的角色，无论他们出于何种目的，实际上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将中华民族重新拖向深渊。

中国要成为一个强盛和公正的现代化强国，必须高举毛泽东的伟大旗帜，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前进！

    面对西方世界强势的话语霸权，中国如何宣示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捍卫自己的民族权利和国家利益，对中国政府、知识界和媒体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从中西传播理念和辩论文化差异的角度出发，可以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解决方案。(碧华评点:话语霸权一词应视为外交与宣传常用词)

西方奉行“扩张性传播”

   从航海大发现以来的西方社会奉行的是一种“扩张性传播”的模式。这种“扩张性传播”有三大基本组成部分:其一是基督教宗教传播传统。传播者在宗教或某种理想（民主自由）的使命感的主导下，将受传者视为愚昧的、落后的。其二是资本主义商业广告文化。传播的目的已经不是传播思想，而只是在传播符号。大众在商业符号的狂轰滥炸下，已经无暇思索信息的真实性、客观性。其三是源于古希腊口语辩论文化，又在启蒙运动中复兴的理性思辩文化。在此基础上又衍生了法律辩论模式，其诀窍之一就是辩论中主动发起攻击，以攻为守。(碧华评点:祖先发明了许多战法,舆论战为何不能借鉴?)

对外传播，中国不必“慎言”

   这三大西方传播传统都与中国传统的传播模式是相对立的。传统中国虽然是传播大国，其两千年来的核心传播理念却是“慎言”。君子有三戒:戒多言、戒快言、戒流言。这种慎言原则后被各代文人充实发展，成为中国传统士大夫社会最核心的交流传播原则。(碧华评点:戒多了就将自己手脚束缚了)

   在“慎言”这一基本原则下，中国社会还有其他一些关键的传播交流原则，如言之成理、言行一致、以诚相交、言贵择人、不求说服、和为贵等。(碧华评点:一味地温良恭俭让会被人视为软弱)

   首先以慎言为基础的中国政府和官方传媒，很难有效应对铺天而来的国际新闻战。在国际新闻战中最关键的是第一时间的定义，因为第一时间的定义对受众有先入为主的最深刻、最难抹去的印象。“911”事件后，美国在第一时间就将其定义为“拉登为首的极端组织的恐怖袭击”。从美泰玩具事件到日本毒饺子，西方和日本媒体没有掌握全部真实资料，就第一时间定义中国玩具和食品有毒，并由此牵强地把中国产品中国制造贴上了“劣质”标签。在争夺眼球的符号大战中，“实”退让给了“快”。最值得玩味的是，这些国际知名媒体为他们对中国产品捕风捉影的不实报道，从来不会有什么职业道德的愧疚。有人说，在人命关天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西方新闻的守则中说得很明确:新闻真实性只是在某个时间你所能掌握的最全部和可信的信息。(碧华评点:先入为主,掌握战略主动权)

   “言行一致”是中国交流传播文化中另一个基本原则。在中国传统中，批评某人“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是很严厉的道德指责。而这个标准在西方文化中是不存在的。在基督教传统中，每个人都是道德罪人，只要向上帝祷告忏悔了，就会被宽恕。总统出色情丑闻，道歉一下，还可以接着当总统。把别国大使馆莫名其妙地炸了，以“错误地图”道了歉就心安理得了。以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为名入侵他国，使十几万民众死于战火，最后“通知”全世界这是源于“不实的情报”，竟然也就自己给自己过了关。最让长期受“言行一致”理念熏陶的中国人不可理解的是，这些人居然还坚持认为，自己有说教世界的“道德权威”。

   中国交流文化中的另一个特点是“以诚相交”，用交流的真诚换来信任和友谊。但是，将人性、真诚、感情等感性概念和术语用在与西方主流争辩论中往往是软弱无力的，也是缺乏说服力的。象“不要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这样的句子，在中国传播文化传统中，可能是一个强大的道德谴责。但它用于国家对西方的抗议中，就显得软弱无力，因为它不是一个强大的依据理性客观基础的批判立论，相反，它更像一个弱者对强者的请求。(碧华评点:对羊才能以诚,对狼以诚只能被吃)

要否定西方的道德权威

   因此，中国要在国际舆论中有话语权，必须首先意识到其传播交流传统和辩论文化与西方的差别，学会用西方的传播方式反驳西方。(碧华评点:前人早就说过"师夷之长技以治夷")

   其二，中国在与西方的辩论中，最重要的是要否定其道德权威的身份。经济发展、社会富裕并没有给西方国家天然的道德审判权。在拉萨暴力事件问题上，海外留学生自制、引起轰动的两个视频之所以能够效果显著，关键就是打击了西方社会和媒体在西藏问题上的道德权威。他们第一次学会了用西方指责中国的方式来驳斥西方，针锋相对。西方的道德权威其实就是一件皇帝新衣，当它被指认后，受众才会发现他们其实是赤裸着的。

   第三，解构西方的道德权威，并不是要与西方开展什么意识形态大战。中国要争取的是，在这样的主流意识形态上的平等的话语权和定义权。中国要学会用西方的流行话语符号（如民主）来反驳西方，维护自己的利益。有一位巴基斯坦学者指出，“中国制造”为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商品民主”。在没有“中国制造”的时候，只有社会的精英阶层才可以享受彩电、冰箱、空调等各种电器用品，是中国推动了世界的“商品民主”，为第三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碧华评点:要学会使用话语霸权)

    第四是要在战术上针锋相对，战略上和而不破。要学习西方法律论战和政客论战的技巧，不要或少为自己受到的指责辩解。因为当你开始辩解的时候，你首先承认了对方指责你的权力，不管你如何辩解，你都陷在别人事先设计好的话语系统和符号游戏里。你越委婉，越顾及对方面子，越希望息事宁人，对方就会认为你软弱可欺，就更会漫天要价。在与西方的话语论争中，要学会针锋相对，一针见血。

   中国厂家和行业协会还应该学会使用法律诉讼的武器。像一些新闻媒体违反法律的诽谤报道，其实根本不需要到美国打官司，只需找一个律师给相关媒体在国内的办事处发个律师函，并声称要索赔巨额款项，这些媒体就会收敛很多。此外，还应当学会管理外国媒体的对华报道，在如何监管外国媒体的报道方面，新加坡、以色列都有很详细的条例可以借鉴(碧华评点:外交与宣传,必须改革)

Anna发过来的一篇文章。记得前几周我们曾就东西方民风和制度的差异展开过一场讨论。这篇文章，除去少许错别字外，更详细更生动的从一个角度阐述了这个问题。转发过来供大家欣赏：

绝世好文：中国和西方文化劣根的比较

今天察看space的visit log book的时候看到有一个是从百度链接过来的，点开后发现搜索的关键词是亚特兰大的捷运系统。追过去发现是一年前误删的美国游记，虽然今年的美国woods hole之行因为使馆蜗牛般的办事效率(9周)使我在原定行程开始的两天之后才收到签证而作罢，但失而复得的去年的游记也颇让我惊喜了一番，原文如下：

7月9日
丙戌年西游记-1
6月25日美国当地时间xx（傍晚），九小时轰鸣的波音767把我带到了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

出关很顺利，按完手印照完照片，交待过犯罪计划后还跟和善的海关人员调侃了两句，盖完章后互道问候，直奔行李通道，取到行李后被告知把行李放到另一个通道进行复检，很复杂。应该是第一次访问奥运城市的机场，真不是一般的大，坐地铁10分钟才走完六个登机楼，来到了机场大厅，挤在熙攘的人群中找到自己的行李，冲出机场。

找到去目的地的通勤车后，架不住饥饿的召唤，回到机场买了一份中餐盒饭，7美元，两菜一可乐，吃得很饱，味道跟英式中餐相仿佛。其间打开手机的三频功能，终于找到网络，给家里打电话却不通。打到女朋友手机上报了平安，并由她把消息带给了我爸妈（据说通话过程是掩盖在机器般朴实声音下的惊心动魄）。

坐上通勤的福特小包，在单向五车道的高速公路上穿越高楼林立的亚特兰大，驶过僻静的省道，来到了风景优美的小镇，雅典（佐治亚州立大学所在镇）。进入宾馆的房间后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匆匆洗完澡，找到了宾馆的无线网络，终于给家里打通了电话。

一夜无话…

由于早到了一天，决定在第二天白天游览雅典小城，可拉开窗帘，映入眼帘的是瓢泼的雨帘，唉。百无聊赖的在屋里打开电视，惊喜中找到了中央四台！已经告别中文电视许久，因此一早上都在中央四，和间或中温网和世界杯的转播中度过。中午在宾馆cafe吃了一餐便宜的印度米饭加牛肉，还有一杯可乐，一共才花了5美元。雨一直下，下午在屋里温习了一下晚上开始的Workshop要准备的材料，夜幕降临了。

从周一晚上到周四中午，近三天的workshop结交了从世界各地来的同行，见到了一些业界的重量级人物，碰到了几位在美国工作的华夏儿女，为实验室加深了一些合作往来，收获颇丰。周四下午，坐车回到亚特兰大机场（美国私人交通太发达，造成雅典到亚特兰大城没有城际公共交通），买到了周五到周日的unlimited weekend ticket ($9)，又买了一张当日的单程票($1.75)，进入亚特兰大公共交通捷运系统，开始了为期三天的亚特兰大游…

洗澡前突然想起了废弃已久的一句口头禅:人这一辈子… 大三大四贫嘴的时候常说的，故作深沉状。插进来缅怀一下
 

第二天：5月5日，周六 晴

早饭后我们步行去Jo的实验室，她实验用的干细胞很缠人，每天都需要照顾。清晨的波恩很安静，穿行于一幢幢漂亮的住宅间，欣赏着各家不同的园林设计，偶尔发现几辆名贵的好车。路上还看到了几家有波恩当地特色的求爱树。规则是小伙子在第一次(正式的)约姑娘出去之前，要在姑娘家门口的树上挂满彩带，然后挂上写着姑娘名字的牌子；彩带大多是从专门的商店买的，但牌子上的设计各式各样，颇为有趣。不久我们就走进了一片森林。森林面积很大，遮天蔽日，林中空气很清新，走在夹杂着碎石的土路上，偶尔碰到出来遛狗和晨练的人，不由得羡慕起Jo每天上班的路途来。十几分钟后，看到了绿树掩映中的医院。Jo的实验室名义上归于大学，但是坐落在医院中的科研中心的大楼里，这在英国也挺普遍，有些是与医院合作，有些直接是校属医院。Jo用两个小时做完了实验，而我也用足够的时间上网处理完了私人和工作的邮件。

坐上公车，我们来到了繁华的市中心。我来的前一周，Jo的奖学金提供方刚给她们组织了一次波恩的游览，她轻车熟路的带我穿行于各条小巷之间。走马观花的逛了几个商店后，我们来到了不起眼的贝多芬的故居。以贝多芬故居为主题的博物馆在欧洲别处还有，但因为波恩的这间是贝多芬出生的地方，意义显得更重要一些。故居不大，由两幢房子和一个小花园构成，游客不很多，踏在古老的仄仄的地板上，大家都以一种接近肃穆的安静表达对这个伟大的作曲家的尊重。贝多芬只在这里渡过了很短的童年时光，没有留下太多直接的藏品，故居里保存的大多是收集到的贝多芬各个时期所用的乐器，手稿。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被一个工作人员邀请去体验一个互动电影。电影在地下室的一个小屋里播放，一共有六个人参加。电影以3-D的形式把音乐的视觉效果搬上了银幕，不同的几何抽象结构代表乐章中不同的角色。观众可以通过对对应角色操作杆的控制来演绎故事情节。可惜被邀请的六个人对乐章显然都不太了解，不能够充分享受互动带来的乐趣。最后大家索性都安静的坐在那里欣赏音乐。

离开贝多芬故居，我们走到不远处的市政厅广场。不管是在科隆还是在波恩，市政厅都给人以很气派且庄重的感觉，这点我在英国倒没有体会到。市政厅前的广场堆满了周末来卖东西的临时小商亭(像济南的老西市场，不是华联)，略看了几眼，大多是当地农民开车拉过来的蔬菜，加上快到了下午收摊的时间，遂没有多逛。穿出商业街，快速的参观了也很恢宏，但规模小很多的波恩的主教堂，我们步入了波恩大学的主校区。波恩大学，二百多年的建校史中名人辈出，海涅、尼采、马克思先生和现任天主教皇本笃十六世均曾就读于此。大学与闹市区一街之隔，但氛围截然不同。进入主楼，两侧墙面上豁然是对一战中阵亡校友的纪念碑，古朴的主楼并没有像爱丁堡大学一样被隔离成办公楼，而仍是作为学生的教室。穿出主楼，迎面是一片很大的草坪，和对面医学院的一个报告厅。草坪上三五成群的坐着很多学生，可能临近考试了，大多都在专心的看书。

在校园中漫步，不知不觉我们来到了莱茵河边。Jo带我来到了据说古代用来征船税的高台上，向我介绍沿岸风光。让我惊讶的是，对岸的一大排3层住宅，据说每年汛期的时候都会被淹，缺乏有效的堤坝，自家的土制战壕又很快会被洪水冲垮，高的时候水能漫到二楼。即使如此，仍有很多人居住，为了相对便宜的房价，和好景色。虽然一楼大多被用作冬储大白菜(及德国的对应食品)，水来时大多已经吃空水退后只需重新打扫房间，但仍不会是我的理想之选。从高台下来，我们来到河边的一个露天酒吧，Jo替我要了她爸爸最爱喝的一种德国啤酒，微苦，但细品清香中带有甜味。5度的酒精度也比昨天科隆的女士啤酒好了很多。喝完酒，在河边略为逗留后，我们坐上了回家的公车，晚上还有另一个重头戏。

到家后，Jo如约向我展示她那自称可以吃，但是不很高级(edible, but not very advanced)的厨艺。晚饭是德国很传统/典型的煮土豆+香肠，还有一种红色的洋白菜泡菜。Jo显然对自己的水平不是很有信心，在做饭过程中一再声明如果觉得不好吃她可以马上做别的。情形远没有像她担忧的那样，肉食动物的我轻松的解决了6根香肠中的4根和大半盆土豆，只是对微甜发酸的洋泡菜不是这么感兴趣，留给了看来颇爱吃素的Jo。:-) 吃饭时我不停的表扬Jo的厨艺，以便让她有充足的信心明天继续！

晚饭后是今天的另一大行程，看焰火！适逢一年一度的莱茵河焰火节，在波恩及上游的5处地点，从晚上九点开始一直顺河而下，在晚上11点多到达终点波恩，接下来还有河边公园里热闹的集会，一直要闹到入夜两三点才会结束。具体是为了庆祝什么Jo已经说不清了，但现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引游客的，每年的这天大家都会倾城出动。为了抢占有利地形，穿上保暖的衣服，留下所有不必要的贵重物品，我们不到九点就出了家门。在市中心等了四班后我们终于坐上了通向河边的有轨电车。由于去年来过，Jo有经验的领我来到了大桥人行道上靠近河对岸的地方。虽然刚过九点半，大桥上已经站满了一排人，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处空当，趴在护栏上静等焰火的开始。下面的河滩上星星点点地有许多人升起了篝火，很多年轻人都在火堆边大声笑着闹着。两岸的探照灯在空中交织出了一道道的光网，时而能听见公园里飘来的阵阵音乐声。

十点多的时候，远处闪耀起夺目的焰火。这是波恩之前的最后一个燃放点，在临近波恩6-7公里的最后一个河湾旁。远处的焰火点亮了大家的情绪，人们都在对焰火的预览中等待着波恩主会场的燃放。又等了接近半个小时，远处驶来大片的船队，当先的据Jo说是很有德国特色的警察的开道船(德国警察维持社会秩序时的强硬介入在欧洲是比较突出的)，后面跟着一艘电台的转播船，然后是几十艘大型游船，都是顺着焰火一路沿河下来的。在所有船只各就各位后不久，随着一只钻天的信号弹带来的巨响，焰火开始了。岸边的大树为我们屏出一个舞台，各种花样，各式效果的焰火从几百米外河对岸的公园里飞腾升空，竞相开放。焰火照亮了夜空、映红了江面，听着轰隆隆的巨响，感受着夜晚料峭的微风，仿佛把我带到了国内过年的氛围。

半个多小时后，为了避免一会儿返城的高峰，我们决定提前离开。刚走到桥下，焰火就在一片最后的璀璨中结束了。我们加快速度赶到车站，顺利地坐上第一班电车回家。到市中心的时候已经是12点多了，下一班公车还要等20分钟，决定打车。第一次坐上豪华的奔驰E出租车，飞驰在夜间依然宁静的小道上，不久我们就回到了Jo的公寓。